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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之内,必有一战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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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t 生存和发展压力与中国的道路  

2008-04-27 21:34:2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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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楯介绍

  李楯,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。曾任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;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

  改革三十年,中国经济持续增长,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始终存在,我们步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: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已使中等收入的人群也都感受到了压力,房价、股市、大学生就业等方面的诸多变数,都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同时,从矿难到黑窑工事件,从厦门PX的“散步”到席卷全国的雪灾,再到最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,呈现出的不再仅是一种一般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景象,更和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密切相关。当我们面对着转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,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事做好?由是,我们需要找寻、梳理那些模糊不清的旧迹,检讨我们的问题,规划今后的道路。

  ■李楯印象

  李楯说,“一个个的公民是国家的主人,而政府机构和官员只不过是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。”

  李楯说,“一些艾滋病项目浪费严重”、“艾滋病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温度计”、“某些组织专吃艾滋病饭”。

  李楯还说,“既不要迷信官员,也不要迷信学者。”

  特殊的道路:中国还在转型中

  中国过去为什么落后,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在发展中步履艰难?一直以来有这么几个说法。一个说法,因为我们起步晚。这种说法我是不赞成的,一个持续存在5000多年的文明古国,我们为什么起步晚?这是我们的问题,还是别人的问题?

  第二个说法,因为帝国主义欺负了我们。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呢?我们看看毗邻广州的香港,是当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强行租出去的。香港回归时举国欢庆,我当时有一些想法,并不那么高兴,为什么呢?在一个讲武力的时代,我们打不过人家,香港割出去的时候,清政府都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,只是一个渔村而已,而香港回归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。当年香港是受广州的辐射,但在改革开放后,广州是受香港的辐射,这种辐射甚至一直到了北京。

  我们再看,在中国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十几年之后,日本的国门也被美国人打开了,也签订了不平等条约。当时日本有一派主张寸步不让地拼了,另一派主张,我们认输,我们学习。日本是海洋民族,当时却没有远洋航行的能力,所以他们驾着买来的一艘远洋船,让英国人来指导自己航行,去签订了不平等条约。然后,日本人咬着牙明治维新,一步步地干起来。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,有一个叫吉田茂的外相写了本小册子《激荡的百年史》,他说,作为战败国的首相,凡与占领军发生意见冲突的时候一定据理力争,但如果占领军执意不听的话就坚决服从。他说了一句话,战胜者有战胜者的风度,战败者有战败者的风度。我们有非常强的敌情意识,但却缺乏忧患意识,缺乏一种真正咬着牙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精神。

  第三个说法,就是我们人多资源少,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,是因为天然条件好。我不同意这样的想法。世纪之交时我做过一个统计分析,中国大陆每平方公里有129个人,而台湾地区每平方公里是595人,香港地区是6218人,但这两个地方,一方面人均资源比大陆少,另一方面国民生产总值比大陆高得多。当时中国大陆的人均生产总值不到1000美元,而台湾地区当时已经是12838美元,香港地区已经是25280美元。我们再看看日本,四面环海,资源匮乏,当时每平方公里是330人,是中国大陆的2.58倍,而当时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37800多美元,是大陆的44倍。

  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,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都是人多资源少,真正人少资源多的西部地区并不见得经济有多发达。

 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,我们自己也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居。我不这么看,我认为,当代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,而是一个转型国家。因为一般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像中国这样,他们都有过与政府相对应的市民社会,而我们有过非常独特的历史经历,而这个经历使我们不但不同于一般的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,甚至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。

  事实上,中国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,我们是在清末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了国门,订立了不平等条约,当时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?恰恰是今天我们最能接受的,比如五口通商、国家开放。为什么不能接受呢?因为“大清帝国物产丰富,用不着向洋人购买”,这是我们当时正式答复外国使节的话。还有一条中国最不能接受的,就是准许“夷妇”上岸入城。夷妇是什么呢?就是外国妇女。而我们最能接受的是什么呢?是当时赔偿了许多白银。为什么能接受呢?当时的清政府认为,这是英国人向大皇帝告状,说林则徐欺负了他们,于是大皇帝赏赐了英国人这么多银子。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对外部的回应,很值得我们思考。

  等这个阶段过去了,中国开始正眼面对外部世界,从1860年开始,社会的结构有所改变。我们开始开矿建厂,清政府通过立法奖励来发展现代工商业,甚至立法奖励女生出国留学。那时候制订的法律,比如公司律、破产律,强制教育律,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司法、破产法、义务教育法。1906年清王朝已经进入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了,当时修律立宪的步子也很大。中国走的正是模仿西方的道路。可惜,紧接着的辛亥革命中断了清王朝的改革。在清王朝结束之后的北洋时期,经济、文化、政治制度都继续发展,包括政党政治、男女平等、女性参政等,已经在四省的省宪里做出了明确规定。

  但是,到了1924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,就是孙中山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都丧失了信心。于是,孙中山提出党治,所谓“以党治国”,当时是说以俄为师,实际上和前苏联的情况并不一样,他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。孙中山去世之后,他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居正、胡汉民等人提出“主义法制化、法制主义化”。

  后来再到朝鲜战争之后,中国完全封闭起来,不仅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完全对立,连与苏联也都闹僵了。这样,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,我们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情况,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中间层,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二者合一,把社会挤没有了,政府直接面对每一个公民。这样一种特殊结构形成了单位制度,国家控制了一切资源、信息和发展的机会,分给每一个单位,每一个单位通过控制一切资源、信息和发展的机会,最终控制了每一个个人。

  记得在改革之初,我们有一个争论,中国到底需要人治还是法治?实际上,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提出党治,到1997年中国共产党重提法治,中国走了一条极特殊的道路。

  三十年改革:很多问题亟待解决

  改革开放三十年,成就很大,但作为研究者,我首先考虑的是它带来的问题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更多是要讲出问题,以促使当政者和公众了解,来解决好这些问题。

  我们要注意,改革之初确定的方向和今天的差距是非常大的。改革之初,那时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。四个现代化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提出的,是“文革”前提出的。它的目标是什么呢?是富国强兵。通过工业、农业、科技、军事的现代化,国家要富有、军队要现代化,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、打大战、打核战,战争不可避免。但是,到了邓小平时代,他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,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。再到江泽民提出和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,再到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和平、发展、合作是当今的主潮流。今天的问题是,我们每往前走一步,同时又坚持了计划经济时期留给我们所谓“不能改的东西”,于是,我们每往前走一步,不是简单的更好了,而是内在关系更加紧张了。

  那么,我们到底要什么?

  如果我们认为和平、发展、合作是主潮流的话,如果我们认为体制不同、利益主张不同的国家可以共生共存的话,如果我们把人看成第一位、把民生看成第一位的话,我们的很多思路就要改变。但是,我们很多旧的做法又都在延续着,我们到底是要富国强兵的四个现代化,还是十四大、十五大新确立的市场经济、法治社会呢?

  这里就有问题了,因为我们还存在着短时间内很难化解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遗产。

  首先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城乡分治。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这么大,差不多是6:1,世界少见。而地区差距以县为单位,根据统计,在上世纪90年代初,人均国民生产总值,最富和最穷的地方相差64倍,进入新世纪后变成了171倍。如果说,当年清末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,那么今天我们要解决城乡分治的后果,需要的是世界未有之大经验。

  其次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。我们有那个时代形成的规则,干什么事情都是发动群众、动员群众,而不是今天提到的公众参与。参与和被动员是两个概念。我们有很强的敌情意识,却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的观念。我们当年提的两个彻底决裂,在“文革”中达到一个极致,造成我们现在诚信缺失、道德失范。在这种文化断裂之后,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现在很难追寻传统。

  进一步来说,我们的改革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障碍。三十年改革,很多问题亟待解决,但是又多年得不到解决。我们是渐进式改革,摸着石头过河,现在好改的都改了,剩下的垄断国企问题、金融问题、房地产问题等硬骨头,我看到今天也没有转变到位,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非常艰难的时刻。

  我们过去以为,确定一个目标就一定可以走到,就可以走向市场经济、法治社会和人人平等,结果并不是这样,发展有路径依赖,会形成新的利益格局。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很难出现暴发户,但我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出现如此多的“暴发户”,又出现了如此多的弱势人群,其中最穷的一块,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的,农村年收入在865元以下的9000万人。官方公布的数字,城市中收入最高的20%人口,占有的金融资产达到67%.

  我们看到,反映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已经相当大了,我们还要在看到贫富分化的同时,由于社会晋升的渠道有制度性的障碍,城里人大学毕业进入政府机关,开始垂直流动,而农民工却只有今年到深圳打工、明年到广州打工的水平流动。我们要看到,天生就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、有人格魅力的人、有组织本领的人,如果不给他机会在合法的渠道上进行晋升,就会形成底层精英,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。

  当年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会把我们导入法治社会,但是没想到市场经济和旧有的权力系统有一种非常绝妙的结合,在我们这种市场中形成了一种贪官、奸商、刁民的结构。在这种结构中,老百姓如果不刁的话可能就更难受了,而贪官、奸商、黑势力在市场中就更加如鱼得水。

  比如重庆最牛的钉子户问题解决了,背后是怎么解决的呢?能不能复制?谁也不清楚。厦门的PX问题解决了,怎么解决的?背后有没有复杂的原因?其他的环境利益之争,能不能这样解决?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,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制,就是可以把相当多的人都培养成为机会主义者,这是非常可怕的。

  新旧体制并存时,由于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价,这个时候形成了只有很有限的竞争者才能有条件、有机会进入这个竞争格局里,又只有更少数的人才能在竞争中获胜。改革三十年形成了利益格局,我们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利益格局,现在之所以不愿意往前改了,就是现在改革往前走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,而这些人是属于社会的强势,有什么力量能让他们让出既得利益?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由于这种既得利益者的抗拒,有中途“定型”的危险。

  下一步:我们该怎么办

  有人说,社会的变动有几种方式。第一种是改良,改良是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是比较好的,都是比较有智慧的,都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取得妥协,最后不改变结构而使社会往前走。第二种是改革,精英人物在上层,从上面推动下面的改革,从而改变社会的结构。第三是革命,精英人物在下层,由下而上发动革命,结果制度改变。第四是造反,上下都不怎么样,我把你推翻了,我上台照样乱来一套。

  现在,我们这个社会能不能做到执政党、政府、企业、非企业非营利机构、社区和公民,大家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利益和主张是不一样的,从而和衷共济。

  我们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,也进入了高风险的社会,但是,我们适用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。在社会保障中我只举一个例子,就是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里,我们的卫生公平指数排名倒数第四,其中政府投入占人均卫生支出的比例,从改革之初的36%降到世纪之交的近14%,几乎是每年降一个百分点。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口号,“集中财力办奥运”。我的看法是,任何一个政府的财政盘子都只是个定数,关键就是在你的问题单子上什么排在前面,如果你把民生排在第一位,那么就有钱用在这里,如果你把别的事情放在第一位,当然就没有钱用在民生了。

  民生问题、人权问题,又不仅仅是民生和人权问题。当我们提出民生问题、人权问题的时候,我们看到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全面改革,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,事实上,如果没有整体体制上的改革,我们就不能解决民生问题,我们就不能做到公平公正。所以,我们确实需要稳妥的、有整体规划的全面改革。同时,社会应该是适度的放开,因为社会有一种自组织的能力,我们提倡一种善治的理念,就是需要政党、政府、企业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、社区和尽可能多的公民积极合作,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。

  在当下,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下几点。

  第一是信息公开。信息公开应该是常态,不公开应该是特例,而且我一直认为,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、政府机构,只不过是我们老百姓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,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一个一个的公民,作为管家没有理由向主人隐瞒家庭的情况。而且,只有信息公开了,大家才有可能参与,才有可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。第二是公众参与。在利益多元的情况下要有一种诉求表达的机制。第三是官员问责。我认为,信息公开、公众参与、官员问责,是当前中国改革需要立即往前走的三步。如果再提一项的话,那就是我们应该有更加独立的司法,应该一切争执最后都能够通过司法来得到最终的权威的判决,都能够通过中立的,也就是利益无涉的司法来做出裁决。

 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担忧,就是我们的改革,希望能有的好的东西,但是不能完全做到,需要去掉的不好的东西,却又不能真正去掉。我们在这里踌躇不前,我们老怕动作大一点会引起社会的振荡和不稳定,我们有有许许多多的顾虑。尽管十四大、十五大、十六大、十七大都有很多好的规划,但我们的步子非常小。我担心,如果我们拖下去错过机会,可能会造成一种危机,因为潜在的问题确实太多了。

 

来源: 南方都市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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